一部浦东史 半部制盐史

浦东盐业的败落有自然的原因，也有制度、战争等诸多因素。

如果从南宋建炎年间（1127年—1130年）至清道光年间（1821-1850年）计算，下沙盐场有着长达近700年的历史。这对仅有千年历史的浦东不能不说产生了深刻影响，浦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、人口与民俗的变化中无不留下盐的烙印。正所谓，一部浦东史，半部制盐史。

 □谢国平

海水趋淡，盐业开始败落

自元代中叶起至明中叶止（14—16世纪初），是下沙盐场的鼎盛时期。《华亭县志》《上海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元代，在上海地区的5个盐场中，下沙盐场的产量是最高的。《下沙镇志》统计显示，元至正年间和明正统年间，额定盐产量分别高达6680吨和8450吨。当然，上交税收也最高，“赋为两浙最”。据统计，其中下沙3个场中，二场最高。

明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年），下沙盐场进入了最后的辉煌。全场共有灶丁1.57万余丁（附近丁9000余丁，远乡丁6600余丁）。算下来，每灶户有灶丁100多人。拥有草荡约3.1万顷，年产盐约4.5万引，折算为1800万斤，达到最高记录。

辉煌之后是败落，原因有很多。浦东沿海的海水变淡是重要原因。据上海历史学家马学强考证：明以前，上海八团、九团护塘外皆聚灶煎盐，产量很高。至明隆庆、万历年间，已不产盐，“以海口淡水渐南，地不产盐。明季久已停煎。”上海沿海海水趋淡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既有自然条件变化，“东南地涨”，也有海塘修筑、河道淤塞、沙堤壅隔等因素。海水变淡，给盐业生产带来了致命性的影响。如“ 下砂头场及二、三场久不产盐” ，早已是徒具盐场的名称而已了。

从地理上看，长江水系每年输出泥沙4.4亿至4.6亿吨，在入海口不断沉积，形成广阔的三角洲平原。浅海滩慢慢地向东延伸，盐场离海日远，煮盐成本日增。同时，由于淡水流入，上海近海海水的含盐量逐渐稀薄，“熬波煮盐”也就不行了。

明末大儒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记录了这种变化：“沿海皆浅滩，物产不逮闽浙百一，俗号穷海，独盐利为饶，自清水湾以南，教川沙以北，水咸宜盐，故旧置盐场。近有沙堤壅隔，其外水味浸淡，卤薄难就，而煮盐之利亦微矣。”

对于这一现象，朝廷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以鼓励盐业生产。“优恤灶户者甚厚，给草场以供樵采，堪耕者许开垦，仍免其杂役。又给工本米，引一石。”，“甚至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，计日煎盐以赎。”

又比如明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明政府再调整政策，将盐民分划出滨海和水乡两类生产任务不同的灶户。“灶户附近能煎熬盐者曰滨海，居远不能煎盐者曰水乡”。同时规定，滨海灶户依靠煎盐纳课、领取工本为生。水乡灶户则不再参与盐的生产，改行农副业生产，他们必须出钞给滨海灶户，代为煎盐纳课。也因为这种变通政策，开了弄虚作假之大门，有人从中牟利。“ 浙江海盐一带沿海居民专一兴贩私盐”， 私盐充斥市场。

后来，又改为水乡灶户直接将盐课折为银两交纳给官府，滨海灶户也可以折银代盐了。这个变化意味着，灶户们只要有银子纳课，官府就不再管他们生产如何，盐民们相对减轻了强制煎盐的劳苦和盐官强暴的催逼，并开始转业，较自由地生产其他农作物。

除了自然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原因，那就是战争。明代，浦东地区盐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。明代嘉靖年间，倭寇不断地侵犯骚扰沿海地区，对盐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倭寇侵袭，下沙盐场二、三场的灶户大逃亡，仅剩一场还在产盐。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7年），盐课归荡征收，额定盐产量已降为2820吨左右。

盐业专卖导致疯狂掠夺和腐败

浦东盐业在明代的衰落，还有一个大的背景，即明代专制的高度恶化、腐化、流氓化。秦建立的大一统皇权制度，到明代达到了“一种深度的癫狂状态”，这在盐业中表现得极为显著。明初朱元璋严禁权势之家染指盐业，国家严控食盐专营以保证朝廷税收。但是永乐以后，从皇家贵族到宦官，奸臣、大小贪官等无不将盐业视为“肥肉”，尽一切手段榨取之。到了宣德、正统年间，禁令成了一纸空文。在成化年间，那些皇亲国戚甚至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，倒手转卖谋取暴利。到了弘治年间，盐业专卖已为这些人所垄断。按史学家王毅的说法：“对整个社会实施超强度的政治钳制和几乎无限制的经济掠夺；而依靠这种钳制和掠夺所榨取的超常巨大的利益，反过来更强烈地刺激着专制欲望的膨胀。”

明代小说《金瓶梅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：新科状元蔡一权回家探亲路过西门庆家，西门庆好酒好菜加美女予以招待，临别时还送上一百两银子。后来，蔡状元上任两淮盐运使，便让贩盐的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取一个月的盐引，竟然获利两万两银子！

所谓“盐引”，是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。就是说，取得盐引才能合法地进行食盐贩售。在那个年代，任何资源一旦实行了许可，腐败寻租现象就不可避免了。尤其是有着巨利的盐业，尤其是皇亲权贵集团插手其中，腐败必定是疯狂的。这一点在明代的盐业专营制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历史学家高春平认为：明代盐政之弊积重难返，利益集团的固化、腐败土壤的硬化、寻租行为的常态化格局很难打破。“看不见的手”和“看得见的手”博弈的结局，使封建专制政治母体内的腐败毒瘤难以割除，盐业市场继续走向垄断，以魏忠贤为典型的宦官专权登峰造极，大明王朝行将灭亡。

退一步说，即使浦东盐场的自然环境没有变化，资源依旧，但在明代盐业专卖制度下，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：“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，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，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，可以想象其有无限的发展潜力，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。”

也就是说，其根本是一个制度的问题！而因为这种制度又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上海地区的盐场出现了盐民逃亡的现象。由于官府给盐民生产所需的工本钱越来越少，盐民也只好另觅生路。有的灶丁渐渐逃离盐场，走上商贾之途；有的灶丁进入城镇打工。到了明代末年，“挂壮丁，十无二、三见在，而见在者亦不至场。”

随着盐丁的不断离去，属于盐场的滩地，被当地豪强乘机夺占。他们招募外来贫民耕种樵采，晒盐纳课。那些滩地渐渐成为私人的良田，后来甚至连晒盐的灰场，也成了私人的财产，灶户制盐反倒向据有者租用。对此，地方官员不但不加以制止，反而发放地契，以得额外的地租收入。明代正德内阁首辅大臣梁储上奏书中叹道：“非唯有坏盐法，抑恐激成他变！”

单一的调味品不再支撑浦东的经济

明末，浦东盐业已不可扭转地衰落了。清代初期，清政府因下沙盐场盐灶仅存200座左右，且都集中在一场，故裁下沙二场、三场。之后，随着下沙盐场量减，导致市面上盐的零售价格成倍上涨，惊动了朝廷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8月，年轻的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忧虑地写道：“松江一所，原属滨海产盐之区”“向来盐价甚贱，居民称便。十余年来，盐价增长。近则加至二三倍不等……朕心深以为忧。”

可以想见，上海境内盐业生产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影响，但是“场盐少产”不可避免。到清道光年间（1821-1850年），下沙场全部停止烧盐。盐业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浦东经济和社会发展。单一的调味品不再能支撑浦东的经济。而因盐兴旺的新场也繁荣不再，曾经的一团，即今天的大团镇曾经“盐房栉比”，但因“海滨多积沙，距镇渐远，灶民归农者众，盐房仅存十之一、二了。”

从南宋建炎年间至清道光年间，下沙盐场有着近700年的历史，这对仅有千年历史的浦东不能不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浦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、人口与民俗的变化中无不留下盐的烙印，明白这一历史就不会对浦东地名中有那么多“团”“灶”以为奇怪了。正所谓，一部浦东史，半部制盐史。

浦东的这段历史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唏嘘。因为靠海，有了盐，又因为有了盐，而有了先民们在浦东大地上的生生不息，创造了浦东的一段繁荣史。比如，随着盐区东移，盐务办理机构由下沙移到新场，之后再由新场移大团，就有了所谓下沙“商贾咸集，遂成都会”，新场“歌楼酒肆，贾街繁荣，虽县亦未之过也”，以及后来的“金大团”等集镇的繁荣。但兴盛于斯，也败落于斯，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成更大的生产力，繁荣的历史也被终结。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