寅吃卯粮话今昔
□吕震邦
“寅吃卯粮”,字典上的解释是比喻入不敷出,预先支用了以后的收入。用今天的时髦讲法,就是超前消费,就是明天的钱今天拿来用,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今天用了明天的钱。今天的“寅吃卯粮”,好处是显而易见的——可以尽快地提高生活质量,促进消费,活跃市场,加快商品的流通。这样的“寅吃卯粮”,最先得到新潮青年的垂青,以后,也逐渐被普通人所接受,譬如贷款购房、贷款买车……现在超前消费的花头越来越多,人数越来越多。
但我五十年前就这样时髦消费了,大概也能说属于“寅吃卯粮”。可那时候的“时髦”属于无奈,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大学毕业,工资五十元,又有一些稿费收入,已跻身于当时少数人的所谓“小康生活”。即使有这么多的收入,也只维持二十多天,就把“寅粮”吃完了,得用“卯粮”来接。那时候的银行不贷款给私人,你只得向别人借来用。职工们当时有个自救组织——“互助储金会”,每一个职工都可以向那个“组”去借。借了,下月必须还,不能拖延。
那时大部分的人去向“互助储金会”借钱,是属于被迫的、“无奈消费”,是属于成语原意的“寅吃卯粮”。
我一开口,对方惊讶得张大了嘴巴:“怎么,你也没有钱啦?”下月拿到工资,先还这债;可二十天后,我又没有“粮”了,就再去借。如此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,无有穷期。
那时,除了保证起码的“吃”以外,当时属于稍微时髦一点的产品,价格都很贵。譬如买一辆自行车、一台缝纫机、一块手表(时称“三大件”,都得凭票证),或者是一台收音机、一件海军尼大衣,只要买其中的一件,都可以压得你一年半载也直不起腰来,你得一年半载勒紧裤腰带,只能吃青菜、萝卜、咸菜汤。
更有点雪上加霜的是,我是江南游子,客居北方,每年两次回上海探亲。工资中有相当一部分交给了铁路运输部门。探亲假结束,穷得连回山西的路费也没有了,只好请妻子给我买车票,弄得我后来不敢年年回上海了,真是“无端更渡桑河水,却把并州当故乡”。回忆当年我的“寅吃卯粮”,实在有点不堪回首!
改革开放以后,物价多年平稳,稳中有降。衣食用品,物美价廉。以后,工资年年攀升,最后几乎“翻跟斗”。虽然物价也在涨,却始终跟不上工资的涨幅。家用电器,技术含金量越来越高,价格却始终平稳得很。别说高薪阶层,即使一般工薪阶层,若用今天一个月的收入,全部去买手表、买“半导体”、买自行车,那定会被人怀疑你是要开手表店、自行车铺,还是经营什么收音机铺的,因为,若是个人用,用到猴年马月也用不完呀。
如今不少工薪阶层,买房子、买车子,银行低息贷款贷个三四十年,决没有当年黄世仁在年末逼杨白劳还债那样,你悠着点还吧。而每月还的那点儿贷款,也只是你收入的一小部分,余下的钱还足够你日常生活开销。用不了多久,你的积蓄还可以飞飞太阳岛,遨游海南岛,到泰山玉皇顶上看一次日出,去青藏高原窥窥布达拉宫。生活可以偶尔改善一下,就那么简单!
今天的“寅吃卯粮”,多么的自由自在,多么的无牵无挂。以往的“寅吃卯粮”,使人心酸,实在令人不堪回首。两代人不同的“寅吃卯粮”的经历,倒是很值得玩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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