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墙记：从围城到筑城

□崔娅娜

“人这一辈子，最难拆的墙，不在城外，在城里。”——题记

第一次读《围城》，是十七岁。我把它当笑话集，笑方鸿渐买假博士文凭，笑他“克莱登大学”的洋墨水。

第二次读，是二十二岁，我再也笑不出来——那面“墙”从纸里立起来，把我关在中间：高不成、低不就，想逃，却找不到门。

于是我拿起笔，不是写读后感，是拆墙——一行字一块砖，拆得满桌灰。拆着拆着，听见墙里有心跳，原来那是我自己的回声。

杨绛先生说：“读书好比串门儿。”我却像拆迁队，把人家的墙拆下来，给自己铺路基。拆不是为了逃，是为了建。建一座能撑住自己的城，不再只是围困，也能支棱起来。

很多人把写作当情绪垃圾桶，我倒觉得它是手术灯。每次提笔，就像被无影灯照得雪亮——那些平时不敢看的暗斑、淤青、烂疮，全都现形。疼吗？疼。

可只有疼，才证明活着。写作不是逃离，是深入；不是“出口”，是“入口”。入口窄，得侧着身子，屏住呼吸，才能挤进自己的内核。

我给自己定下规矩：写完三千字，必须删掉三百字，像拆砖，留缝，风才能进来。拆到最狠的一次，我把文章主角全删了，只剩一场雨。雨写完，我听见自己心里也哗啦啦，原来空出来的地方，才能装下新的自己。

《围城》里方鸿渐请不起好西餐，只能点“一客蛋炒饭”，还要被侍者白眼。我实习时，拿着一天八十元的补贴， 走到十五元一杯的咖啡店，心里演着同样的戏：喝吧，心疼；不喝，困。

那一刻忽然明白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，尊严确实要弯腰。可我不想躺平。

我学会把腰弯成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射向自己：去挣，也去省，更要挣得干净。老话说：“钱是人的胆子。”我想补一句：干净的钱，是人的骨头。

有人问我：“你想成为谁？”我说：“杨澜。”他们笑：“模仿成功者？”我摇头——我要的不是她的高度，是她的弧度：人格独立，思想挺拔，越老越像一棵银杏，叶落干愈直。我把它抄在便利贴，贴在书桌上：“先立人，再立言。”每天写稿前读一遍，像给灵魂做拉伸。

拆墙拆到深夜，会听见“咔嗒”一声，那是最后一块砖松动。砖后面不是新世界，是一面镜子：里面的人没有名片，没有身份，只有一双眼睛亮得吓人。

他问我：“如果没人给你工资，没人给你点赞，你还写吗？”我点头。他又问：“如果一辈子没人看见，你还写吗？”我犹豫了三秒，还是点头。三秒很短，却是我和“被世界命名”的自己正式分手。

医生剪断脐带，是生理出生；文字剪断依赖，是心理出生。我开始写“无人称”文字：不写“我今天”，写“今天”。

主语一丢，躲在事件后面的“我”就现形——原来我那么怕独处，却又那么爱自由；那么渴望被看见，却又害怕被看穿。写完第一百篇，我在文档名后面加括号：（接生记录）。那不是文字，是血迹、羊水、哭声，也是第一声笑。

所以写下去吧，别管稿费，别管点击量。写下去吧，像农民种地，像工人打铁，像呼吸一样天经地义。

写下去吧，直到某一天，你翻开旧文档，突然认出那个人：她站在废墟里，手里握着半块砖，脸上却挂着设计师的笑——她知道，墙拆了，城还会起，只是下一次，门窗朝东，早晨有光。

最后，留一道白，像未完工的城墙：“拆完以后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扇门，门不用大，够让风进来，够让未来的你，侧身而入。”

本文正在施工，作者也是。